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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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地方史

            徐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2年12月7日发表

       我一直认为，伏波问题是我们了解华南和西南（按照在近现代学术中最早倡议西南研究的杨成志等先生的理解，西南实际包含了我们惯常所指的西南，华南甚至部分东南）的关键。不过，这个问题的认识至今仍然堕入偏狭的华夷观和简陋的文献阐释的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历史研究还处在近代之前。而伏波问题又具有普遍价值，——它几乎以极端的形式展现了传统的治地方史方法的缺陷。因为伏波问题以早期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关系为重，而且基于文献立场，北为华夏，南为蛮夷，因此被预置性地界定为华夏化蛮夷，因此，伏波问题的传统价值就是确认蛮夷纳入华夏体系的起点，而这恰好是荒谬而不值得智力投入的。伏波问题的真正价值是地方如何调用历史遗产，调整与国家的关系。

       防城港无疑富有伏波遗产，无论从《马援传》，还是从马留人、马援铜柱和迄今仍可得见的民间信仰活动，都可看出伏波是建构防城港地方史的重要材料。不过，以地方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研究群体几乎完整地展现了当下地方志写作的失当。简而言之就是在以宗教信仰的方式笃信文献的基础之上，裁剪家谱、民俗、传说等材料，附着到史载上，导致最终得到的马援南征看起来几近民间传说了。

       马援南征与其说是防城港历史的起点，不如说是当地历史记忆的珍贵原材料。因此，对此事的正义与进步与否，马援和二征的阶级属性，南征的人心向背的讨论每每以“历史唯物主义”自况，但恰是剥离历史情境，奢谈意义的做法。如果说这类讨论尚能揭示历史的某个侧面的话，所揭示的恰好是当代史。现存的包括族谱、建筑、戏曲和祭仪在内的多种材料都附着到自北方来的征伐者身上，恰好说明伏波满足了历代通过界定与国家的关系实现界定自身的需求。

       以禤、黄两姓为主体的马留人的价值不是丰富马援南征的故事，而是说明禤姓七峒、黄姓五峒和其他各姓群峒土司如何通过攀附马援故事界定自身的地位的。

       同样，在《马援传》中根本不见的马援铜柱也不能通过《水经注》等复原，并强作解释为何铜柱地望不一，忽南忽北，如果仔细读《广州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铜柱的把戏便昭然若揭了，我们也能顺利地理解马殷溪州铜柱了。因此，流行于整个西南的建铜柱活动就与马援无关，马援的铜柱故事反而成为为立柱活动正名的设计了。

       因此，防城港的伏波遗产不能用来建构本地自光武以来就是华夏南极的地方史，而是历代土著如何制造联系自身和伏波的关联的故事，建立和强化自身的华夏边极地位的历史。这才是我们能接受，并乐见的地方史。

       这样的地方史必然不受热爱家乡的文史之士的欢迎，涉及到的史料甄别和编排的技巧也不是他们所能企及的。这正是外来的职业史家可以施展的空间啊！虽然最近的地方史（尤其是边缘地带的地方史）写作不断呼吁“主位”写作，但是，禁锢在国家观念中的文化中人和持有恰当的地方史观念的外人，究竟谁更接近“主位”，还真难说。